哪位中国领导人去世时日本地震 被称天地感应

导读：早在1974年至1975年，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，就考虑到应该怎样才能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”(毛泽东语)。当时他经常会见外宾，那时他发现来访的日本人士，特别是日本经济界人士，要远远多于其他国家。

　　早在1974年至1975年，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，就考虑到应该怎样才能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”(毛泽东语)。当时他经常会见外宾，那时他发现来访的日本人士，特别是日本经济界人士，要远远多于其他国家。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　　1977年6月，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伊始，开始着手调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外布局。他认为：“我们的对外政策，就本国来说，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。”在他看来，围绕这个中心工作，在外交上首要解决的问题是：积极调整能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资金、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。

　　最主要的就是调整对美、对日外交，特别是调整对日外交，这对于中国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更是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。一方面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，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，借助日本力量不失为一条现实可行的捷径。当然，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，对于地缘政治的战略布局也有重要的意义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日本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，开始急切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。作为开启新的经济步伐的近邻中国，无疑是他们的最佳选择。在这种天时地利的情况下，中日双方的互动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　　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、周恩来制定的对日方针，并着力落实。其具体行动就是支持重开了缔结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的谈判。1978年6月，中日双方代表团的谈判一时陷入了困境。6月5日，邓小平特意会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，明确表达了他的态度。

　　他说：“我们双方只要从全球战略和政治的观点出发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比较容易解决。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数政治家懂得这个道理。我们两国间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曲折，但我们是休戚相关的，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。在政治上体现出来，就是尽快地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。我相信，我们两国发展合作的前景是良好的。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很多，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朋友的帮助。”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，8月12日，中日关系史上第二份重要的政治文件――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顺利签署。这份文件既是之前中日关系的政治总结，也是之后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一个新起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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